1977年，因“文革”中断了10年之久的全国高考招生又恢复了。转眼30年过去，那抹不掉、挥不去的“特殊印痕”仍珍藏在那个年代很多人的记忆里。在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之际，服务和见证了两代人高考，曾荣膺“全国招生工作先进个人”的原市招生办主任黄锦章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1977年那场高考
记者（以下简称“记”）：文革结束后，是什么背景下提出恢复高考招生的？当时报考的条件、对象、年龄和科目有什么规定？
黄锦章（以下简称“黄”）：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解决人才断层、短缺等问题，1977年10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同时强调，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到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质量，而且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件大事。一定要努力做好招生工作，切实地把优秀青年选拔上来，快出人才，早出成果，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岁，未婚。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身体健康。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
考试分文理两类。文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理科是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报考外语专业的要加试外语。由省、市、自治区命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考试在12月下旬进行，新生在1978年2月底前入学。
“报考大学，先挑100斤石头，交清公余粮再说”
记：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中断了高考，1977年刚刚粉碎“四人帮”恢复了高考，受极左思潮影响，我市考生报名会受到限制吗？
黄：1977年秋，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祖国大地后，不少回乡、下乡的知识青年都非常振奋，跃跃欲试。当年梅县地区报名人数达到90290人，是这30年来高考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于是，在各个公社都设有报名点。那时还讲“出身”、“成分”，报考的“政治审查”与当兵差不多，是首先要过的第一关。不少“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尽管心里很想去报名，但一到报名点就心慌了。当时公社的权力很大，说给你报名就给你报，不给你报考也没办法。有的公社规定，为了支援“农业学大寨”运动，报考大学，都要先挑100斤石头作筑梯田之用；有的公社规定，考生报考要先做一天义务劳动；有的公社规定，未缴清公余粮、“三超粮”或欠生产队钱的，不准报考；还有的公社荒唐规定，凡是自己或家属没做计划生育手术的人，不得报考。
挺着大肚子参加“开卷考试”
记：不同年龄、职业和文化层次的考生一起考试，当时的情况怎样？采取什么形式考试？
黄：上级主管部门考虑到10年没举行全国统一高考了，考生年龄和学识层次又参差不齐，就采取了“开卷考试”的办法。考场上，可以看到头发花白的大龄男女，他们中不少人已为人父母；也可以看到稚气十足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还可以看到不少挺着大肚子的妇女，带着肚里的孩子一块上考场。考生中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有下乡、回乡的知青，有码头工人，有民办教师，有机关、厂矿街道职工，有解放军战士，还有被越南排华归来的华裔……那时没有现在的试室和监控条件，也没有国家级考场，全地区各县大片公社的中学设考场，有的在礼堂里考试。考试时各种教科书、字典、参考资料、笔记本都可以带入试室，考场的凳子上、地上、桌上都放着一堆堆书籍，遇到问题考生随即翻查书籍。语文作文题是一道命题作文，题目是一道十足的“政治题”——“大治之年气象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开卷考试”在中国教育考试史上记下了空前绝后的一笔。
地区评卷，评卷员身份不准泄密
记：考生那么多，哪级组织评卷？
黄：由于考生人数多，我省的高考评卷由各个地区统一组织。由省制定统一的评分标准。各地区正式评卷前，各科先选派一名评卷总负责人到省统一参加试评。经过省的试评以后，我们派出的评卷员又回到地区组织各个科目试卷的试评。省招生办从各大学抽调了一大批教师分赴各地指导评卷。
梅县地区的评卷场设在梅县人民小学（现区人小），由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组织大规模的高考评卷，领导要求高度保密，评卷场由公安人员24小时值班把守，保证评卷场安全。各县抽调的中学教师当评卷员，紧张的评卷工作之余在梅城走亲串戚，领导指示，为了保密身份，预先印制的“梅县地区高考评卷员”红绸缎条不能用。于是，评卷员佩戴的红绸缎条全部改为“梅县地区高考评卷工作人员”，这样，表述含糊了，不容易暴露身份。
政审，沉重的枷锁；体检，如过“鬼门关”
记：现在考大学录取的政审和身体条件限制已放得很宽松了，30年前的情况怎样？
黄：第一年恢复高考，文革极左思潮直接影响到考生的政治审查。考生在报名表里除要填写本人的简历和表现外，录取时还要对直系亲属和重大社会关系作调查，出具单位证明。考生成绩考得好固然重要，但政审也很关键，而且往往会不同程度影响到考生的录取。如果基层单位的领导对考生有意见的话，就可以随便在档案中写上“表现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父亲右派”或“母亲地主分子”等等本来与考试无关的事，让考生背上了沉重的枷锁，而考生还一无所知。
有一位考生，成绩名列全地区前几名，但由于他的档案内写上了“出身不好”、“船霸的儿子”、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县公安局下了结论说该生“政审不合格”，“不能录取”，使其被排除在大学校门之外。于是，他不断地向邓小平、教育部、人民日报社及省各有关部门上诉，讲明自己的情况。地区招生办政审组当时专门为他设立了“×××考生”卷宗，调查该考生的情况。该考生文革时是某县一个公社中学的高三学生，因在批“走资派”的时候对老师有过激行为，被轻易下了个“打砸抢”分子的结论，所有高校当然不会录取他，他的落选是必然的。次年，这个考生又以优异的成绩排在整个地区的前五名之内，在全省也是为数不多的尖子考生。然而，当地的政审结论还是与1977年的一样，“政审不合格，不得录取”。后来，省招生办出台了保护高分考生的政策，在省和地区招生办的帮助下，才使他被最后一批大专班录取。
类似情况，当时比比皆是。那时高考政审可以判考生“死刑”，而体检又像是一道难过的“鬼门关”。1977年的高考体检都在县一级医院进行，不少考生成绩考得很好，但由于种种原因体检不过关被淘汰出局。有一个县在对考生体检后就淘汰了几百名，考生、家长纷纷打电话到地区招生办，要求到地区一级医院体检。地区招生办同意了这几百名考生的要求，结论出来后，只有十几个人真的身体有问题被淘汰，而大部分考生“劫后余生”，跨入了大学之门。
省城“挑大学生”，误认是“游民”
记：30年前，车辆少，到广州的路也很难走，当时押送考生档案的艰苦任务怎样完成？
黄：30年前各单位没有自己的车辆。经过地委、经委领导批示，押送考生档案的任务落实到汽车运输公司。经过协调，决定专门租给我们一部大客车。9万多个考生的档案要运往广州，我们早上五点就开车，晚上八九点才能到达广州。到广州以后，所有档案必须马上交接，好在预先准备好了扁担，我们就顾不上旅途的疲劳马上把考生档案一袋袋挑进录取场清点。
补录的考生档案交到省录取场则更艰辛。由于补录的档案不多，用大客车运送很浪费，领导不批准用专车，于是只好多买几张车票，使档案也占座位，工作人员全程押送。我们晚上十点多到了广州汽车总站后，要等出租车的话得到指定的上落点排队，工作人员索性拿着扁担挑起考生档案袋往省高教局走，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挑”大学生到广州！在繁华的大都市里，挑着大麻袋在街头奔走，有谁会想到我们在执行神圣的使命，有人认为是跑单帮的脚夫和游民。但为了广大考生，为了让更多等了10多年的考生能圆大学梦，这辛苦也是十分值得的！
“大龄”“已婚”考生遭冷遇， 几经波折搭上了“末班车”
记：考生的年龄相差那么大，录取时，大龄考生遭冷眼相待吗？他们的命运最终如何？
黄：1977年的高考录取场设在中山医学院内。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录取，虽然有入围分数线，但没有批次，一切都令人感到非常神秘。当时规定各地区的工作人员负责管理本地区的考生档案。录取开始后，省招生办说现在出第一志愿某校的档案，我们就赶快准备好，一次性地投放，那时根本没有按分数高低出档，上了线的档案第一志愿报哪一间大学，就出档。考生的出档数和招生计划数比例过大，使各大学都有很大的余地挑选学生。由于考生的年龄相差很大，大部分大专院校只挑年轻、未婚的考生，尽管他们的分数比“大龄”考生低。
我当时是各地区中派驻录取场的最年轻的招生办工作人员，深知同辈考生的艰辛，认为各学校都不录取这些大龄考生的话，对这些人来说，岂不是上大学的梦又成了泡影吗？于是，我就大胆地根据实际情况向省有关领导反映，建议要求每一类型的学校按比例招收大龄考生。当时省主持招生工作的负责同志很快就采纳了我这个建议，规定所有院校不按比例录取的，一律不审批。这项措施使很多大龄青年“死而复生”，得以录取。
后来，省里还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有实践经验、有专长、有突出贡献的“三有”考生都可以给予照顾优先录取。一时之间，很多考生的“三有材料”像雪片似的飞向省高考录取场，我们收到材料后，赶快给考生装进档案。后来，国家教育部又根据各地实际宣布扩大招生，因而很多在实践中干了多年的下乡、回乡知青或“大龄”、“已婚”考生，终于赶上了这一“末班车”。
“僧多粥少”，“补票搭上‘加班车’”
记：当年报考人数空前，而大专院校的招生人数又十分有限，当时采取了什么办法和渠道让更多的人读上大学？
黄：由于招生“僧多粥少”，不少大龄考生仍没有上大学的机会，眼看上大学的机会近在咫尺而又将失去时，很多考生都陷入了迷茫之中。教育部的领导及时掌握了全国的高考录取动态，在第一次录取的考生入学之后，为了解决上了线的高分考生的就读问题，宣布来一次扩大招生，并制定了扩大招生的对象和范围。
教育部要求地方的中师、中专学校有条件的都要创造条件开设大专班，解决考生的就读问题。于是，上一批落选了的考生，又重新燃起了升学的希望。当时梅县地区的师范学校、农业中专学校都积极争取并开设了大专班，招收了一大批上次落选了的考生。这也为我们地区以后成立嘉应师专、嘉应大学创造了条件。
为了进一步解决我们地区大龄高分考生的就读问题，我们与惠阳卫校、惠阳师范、韶关师范等大专班签了合同，把我们的大龄高分考生送到他们地区深造，然后留在当地工作。这样，我们地区的大龄高分考生，几乎都在“加班车”中得到了“补票上车”，命运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好事且多磨，赴读路上出车祸
记：一朝欢喜一朝愁。考生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但当时的“土政策”那么多，考生的境况又比较复杂，这“好事”是怎样“磨”出来的？
黄：文革使高考招生中止了10年，不少当年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已儿女成群，当接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时，内心世界复杂的程度可想而知。不少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举家欢庆，几代人一块为上大学的幸运儿准备行装的场面，至今仍清晰地印在这些过来人的脑海。
然而，录取通知书拿到手后，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许多考生不得不遵守公社的“土政策”，否则，他们将办不到户口、粮食的迁移证！欠生产队款的考生，必须赶快想办法交清；未交清公余粮的考生或家庭必须想办法补交足……当时不少“老知青”、“回乡青年”，就是东挪西借还清了“债务”才得以上大学的。那些未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妇，得有一方去结扎或人流；怀了孕的女考生，不管肚子里的小孩多少个月了，得赶快到医院做人流。作为家里主要劳动力的农村考生，必须安排好家中的柴米油盐和小孩的读书问题。第一批被录取入大学的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匆匆上路，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兴宁南蛇岗出了车祸，车上十几位考生全部受伤，还未进入大学就付出了血的代价！其中有几个人因此推迟了几个月才赴读上课。
“打地铺”的走读生
记：在那个特殊年代，一些院校招了走读生，当时的情况怎样？
黄：1977年高考补录提出各大学招走读生的消息后，我们地区很多考生都千方百计地在补报志愿时填上自己的亲属在广州，有走读条件，希望被广州的大专院校录取。不少考生本来没有走读条件，因为补录时填上有“走读条件”而被录取，他们的生活是十分艰辛的。
经济好一点的，则几个人合伙在学校外面的农家租了一间旧房子住下来，白天在学校上完课后，几个同学就挤在潮湿、阴暗的农舍里“喂蚊子”，不少人因此得病和患上了失眠症。
经济条件差的则在学校上完夜课后，像小偷似的在教室里打开铺盖就寝。由于这种做法是学校不允许的，睡觉时经常心惊肉跳，早上天不亮就爬起来卷铺盖，然后随便吃点东西就上课了。还有一部分是在广州投靠亲友的走读生，遭遇则更使人落泪。我当时曾收到过一位当年考进中山医学院走读的“老三届”考生的来信，说他住在离学院较远的哥哥家里。由于当时交通很不方便，他哥的经济又不宽裕，久而久之闹了不少矛盾，他就搬回学校与那些打地铺的同学一起熬，直到学校内有了床位后才结束走读的艰辛生活。
采访结束，记者依依惜别这位曾为使数万梅州山区的学子冲出“围龙”，走进大学殿堂而奔走呼喊、尽心尽责，在平凡的高考招生岗位服务了两代人的“老招生”。临别时，黄锦章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难忘啊！30年前的那场高考，很多人提起那一年，百感交集，悲喜交加，特别是那些“老三届”们，在重塑人生轨迹上描就的是“半是悲忧半是喜”的复杂色彩。尽管如此，“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也就是30年前的那场高考，选拔了无数国家栋梁之材，续了人才断层，强了一支队伍，填了科教空白，壮了一方经济……
